我的编辑朋友

在出版社工作了10余年，编人家的稿，又写稿给人家，来来往往也是一种乐事。与编辑交往多了，个性、情趣相投的，成为了朋友。所谈的内容也就超过了稿事，便谈人生，谈社会，谈世界。同一座城市里的朋友可以打电话，可以聚会，不同城市的朋友主要靠书信了。

一直很喜爱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，也一直很爱读戴逸如先生的文章，尤其是他的配画短文。后来偶然得知他是副刊部资历颇深的编辑，便试着给他寄了篇稿子。没想几天后真的收到戴逸如编辑的回信，信上说：“稿子收到，读后觉得编造的痕迹太重，情节也似曾相识，落套了。文章不必追求情节的完整，只需摘取生活中的一节，要尽量写得贴近生活。你文笔流畅，但尚显稚嫩，望多读多写，不断进步。”读了戴逸如编辑的信，比登了稿子还高兴，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能形容得出。第二篇稿子仍没有用，但依旧收到戴逸如编辑热情洋溢的信，鼓励我不要灰心，还谈了他初写文章时的经验。第三篇稿子他特地打来长途电话，说文章写得不错，只做了些小的改动，不日即可刊出。后来和戴逸如编辑做了朋友，书信像秋千一样你来我往。但这丝毫不妨碍他退稿，他还真有点铁面无私，不敷衍，不虚伪。有时我们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我倒觉得与编辑交往，并不意味着要随人俯仰。一个写文章的人，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与追求。

那年去上海出差，我事先写信告诉他，到了上海就给他打电话。但到了上海却鼓不起勇气来，为什么呢？或许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，这好比是一张油画，隔着一定的距离看起来很美，若凑到鼻子底下，难免暴露出线条的粗拙。后来戴逸如编辑告诉我：他也几次来北京，也没有打电话给我，他和我一样，对见面这样一种形式很不在意。就是这位朋友，每到岁末都会寄一张贺卡给我，总是那一句话：“新年好，盼赐稿。”说得人心里暖烘烘的。

北京日报“生活之友”版的张虹编辑也是我的一位朋友。那年报社要发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文章，她向我约稿，我写了《最后一枚像章》给她，第二天她打来电话，向我核实文中的两个问题。一是文革初期是否有了夜光像章，我告诉她有，准确地说是1967年。二是文革中我父亲被定为右派，而据她所知“右派”是1957年反右时的产物，这一点是我的疏忽，应改为“漏网右派”。张虹编辑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我极为敬佩，“交友如择师”，这样的朋友是我的一面镜子。有段时间没有写稿给她，她总要打个电话给我，不忘敲打我几句，别把手中的那枝笔锈了。